尊重

　　在西方現代國家的教育史上，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現代教育發生變革的一個契機，促成兒童在教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和認識。兒童是什么？他應該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這是貫穿西方近現代教育史的兩大問題。對西方現代教育影響最深刻的是由杜威、蒙臺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上世紀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雖然他們提出改革基礎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觀念都是一個——教育應該在尊重兒童的人格和天賦的基礎上進行。在此基礎上，一系列以兒童為教學中心的新式學校誕生，并逐漸星火燎原，成為西方學校教育中的普遍價值觀。選擇國際學校的家長[微博]關注的重點各不相同，但他們講述的故事中都包含著一個關鍵感受：尊重。

　　Funny回憶自己孩子上國際學校的經歷，有一個細節讓她至今還頗為感嘆。“有一次圣誕節，他們班要演一個舞臺劇，劇中的角色是各種動物，猴子、小豬、大象等等。我的孩子非常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演小豬。但結果并不是這樣，沒有讓他演小豬，也沒有讓班上非常瘦小的孩子演小猴。老師解釋這是對孩子的尊重，不能去強調丑化孩子的身材特點。他們為了尊重孩子，可以考慮到這么細致，這就是價值觀的不同。”

　　2014年，孫敏決定放棄這所眾人羨慕的公立名校，將女兒轉入一所外觀和設施上并不那么風光的國際學校。這所學校和另一所公立學校合用教室，甚至沒有獨立的操場，學生體育課要到校外租借的場地上課，但陳欽怡卻開始感覺到了上學的快樂。她感覺自己不再只是個俯首聽命的小孩，而是有獨立意識的學校的主人。學校的所有設施都可以使用，只需要刷學生卡，就可以使用學校的3D打印機完成作業，在圖書館任意翻看所有的書籍。這里鼓勵她發表自己的意見。與老師爭論問題，甚至是辨識優等生的一個重要標準。“我覺得自己更自信了，可以大膽跟人講自己的觀點，因為在學校每天都會跟老師討論發表意見，交往和表達的練習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進行。”作業留給孩子的操作空間也很大。最近陳欽怡正在完成的是人文課作業——描繪一條河流。她選擇了歐洲的多瑙河作為模板，自己去網上搜羅了不少有關多瑙河的資料，然后畫設計圖，選擇河岸的風景和建筑，再用3D打印機把自己的設計變成現實，最后還要為這條河流配樂。陳欽怡頗為享受這樣的過程，既認識更廣闊的世界，又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自己意識的主人。

　　國際學校通常是小班授課。Funny記得自己孩子上的國際學校，一個班只有12個人。“因為英聯邦的學校規定，一個班級的人數不能超過12個人，這樣保證老師有精力關注到每一個學生。”陳欽怡現在就讀的班級也只有十幾個人，整個年級的人數相當于原來公立名校的一個班。限定師生比，也是西式教育踐行“以兒童為中心”教育觀的細節體現。“學生沒那么多，感覺老師能關照到每個學生。”陳欽怡對本刊記者說，“每個孩子總是希望得到老師更多的注意。”

　　更多的關注對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梅滿的故事可能更說明問題。上世紀90年代，梅滿媽媽從武漢來到北京，從事設計工作。經過十幾年的辛苦工作，她在北京城三環附近買了房子，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但仍然沒有為自己和孩子獲得城市的居住憑證——戶口。“2002年孩子出生時，我們考慮過孩子以后可能會上私立學校。”梅滿媽媽回憶，“不過當時只是個隱約的想法，并不是家庭決定，因為覺得可能10年后，情況可能會改變。”

　　但12年后，有關城市居住權利和憑證的規定并沒有什么改變，如果孩子沒有北京戶口，進入公立學校有頗多限制，而且最終無法參加北京市高考[微博].對以高考為最終指向的傳統教育系統來說，沒有北京戶口的孩子就讀公立學校是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同。因此在即將面臨小升初的門檻時，梅滿媽媽也決定將孩子轉入一所國際學校。

　　在傳統學校就讀時，梅滿在老師眼中是個不太一樣的孩子。“老師曾經跟我說，覺得梅滿太天真，有很多幻想。”在傳統的評價標準里，這并不算一個值得稱道的特點，包含著與環境有些格格不入的含義。進入國際學校后，孩子愛幻想的特質卻得到了戲劇課老師的關注。她告訴梅滿媽媽：“小滿特別干凈、單純，他跟別的孩子不一樣。”梅滿媽媽聽到后，眼淚差點奪眶而出。每個孩子都希望被當成獨特的個體得到理解，每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當成獨特的個體獲得尊重。國際學校對每個孩子的個性提供了更多的關注和肯定，這套教育體系的迷人之處在于，它既給每個孩子留出了自我空間，又讓他感受到了被關注的存在感。

　　冒險

　　陳欽怡正在為明年初離開家去加拿大的一次培訓做準備。這是她12歲人生的一次冒險——第一次獨自離開父母，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待3個月。她已經在盤算要一個人在外如何自我保護的問題：比如應該帶些什么物品，以備身體突然出現的不適狀況；如果與房東發生沖突，自己應該怎么據理力爭……

　　陳欽怡去加拿大是為了學語言。雖然她在公立學校讀書時英語不錯，而且課外堅持報班補習英文，但進入新學校后，仍然感覺到語言方面力不從心。國際學校是全英文授課，每個新入學的中國孩子的第一個難關都是語言。梅滿從公立學校轉入國際學校后，一開始面臨的問題就是做作業的時間太長，常常寫到晚上十一二點，甚至到兩三點。“國際學校的作業與以前的作業有很大不同，更講究邏輯、格局，而且所有題目都是用英文描述。很多數學題其實很簡單，但描述題目的英文單詞對中國小孩來說太難，所以他常常在看懂題目上就要花不少時間。”梅滿媽媽對本刊記者說。

　　家長也同樣要遭遇陌生語言和課程的考驗。“在我們家里，姥姥姥爺最先感到焦慮。”梅滿媽媽對本刊記者說，“他們突然完全幫不上忙了。”在大都市里，長輩參與是非常多白領家庭的育兒模式。在傳統學校就讀的幾年里，梅滿的姥姥姥爺是孩子日常學習的主要監護人，但轉入國際學校后，他們對輔導梅滿的功課就無能為力了。除了語言障礙外，還有思維的代溝。傳統課程里從來沒有的作業內容，比如描繪一條河流，或者設計一個城市，都讓老人們疑慮重重：孩子究竟能學到什么？

　　老人的擔憂，一方面來自無法理解新的教育內容，另一方面來自對這條陌生道路前景的不確定。全英文授課，開放式的教學方式，改變的不僅是孩子的上學體驗，也改變了整條教育路徑。選擇了國際學校的孩子，就很難再回到傳統教學的框架里——這意味著他們就此放棄中國高考，轉入一條“看上去很美”，但沿路卻有頗多斷裂的道路。

　　國際學校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鑲嵌到中國環境的一種教育模式。就像對外來物質的天然排斥反應一樣，這個嫁接進入的教育模式必然會和周圍環境表現出諸多的不適應。教師就是個例子。國際學校有相當部分教師來自國外，他們的素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國際學校的教學質量。但隨著北京的空氣質量越來越差，很多外籍人士都紛紛離開了這個城市。“可能會對教師的質量帶來影響，因為可供選擇的教師群體在減少。”梅滿媽媽對本刊記者說。

　　而在課程方面，不管教學方式有多么新穎有趣，但求學之路不可能永遠輕松。入讀國際學校的出路是進入國際高考的競賽場。對中國的孩子們來說，不管走在哪條路上，他們都逃不開族群的競爭。美國擁有全世界最豐富、設備最齊全的教育機構，這讓它的高考成為世界范圍的競爭平臺。美國的大學會傾向選擇不同族群中的優秀者。也就是說，國際學生要進入好的世界級高校，還是需要面臨和同族人的競爭。對中國學生來說，因為中國人的龐大基數，這條路的競爭同樣激烈。孫敏對此有清醒的認識：“IB課程（一類國際學校的教學課程）并不好學，越到后面越難，甚至超過中國高考的難度。進入高中后，課業負擔也會很重。”

　　因此，對選擇國際學校的普通家長來說，他們像是進入了一條通向更廣闊的未來，但卻更冒險的陌生路徑，家長們需要小心翼翼在前面幫孩子瞭望著這條路上的險情，提前為路上的溝壑鋪路架橋。對孩子來說，進入一個從語言到思維方式都完全陌生的教育體系也是一種需要付出心力的冒險，但路邊能看到不一樣風景的喜悅，會沖淡冒險的恐懼。就像陳欽怡所說：“我喜歡多嘗試一下不同的環境，因為那是我長大后也要去的地方。”